养德兼充学大道求诸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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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养德兼充学大道求诸野——关于弘一法师德学研究中的民学精神

  厦门张一德

  如果有人问我,中国近代史中,何人把人格德养看成是生死攸关的大事,把充实学问当做修行做人的根本,我首先想到的是弘一法师。

  世纪清明,当代祥和,我们随处可见,有无数增新与修旧的庙宇和牌坊。地上树立的庙宇牌坊虽多,却无法说明,高山仰止,人们心里无言镌刻的景仰。

  弘一法师曾是中国文艺界的先驱、教育界的明师、对诗词曲赋,书法篆刻、绘画丹青、话剧音乐……无不精通、无不领先。大家出世,或数百年一遇,或数十年一遇。弘一法师这种文化精英,艺术大师,即使历史红尘滚滚,驰骋百年,也难得几人。

  弘一法师如此得道,“英姿翩翩,文章风流,从者如云,才名四播,现代中国文化,正待从他脚下走出婉约清丽一途。”[1],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庙宇牌坊上,独辟“清丽”一途,针对风靡近半世纪的“雄强”之势,也会是史册彪炳的。要舍弃小我,回归平淡,其因起于自性圆满于修养。出家弘法,如此坚毅,如此远行,也有人完全可以借此机会,独树一帜,求显赫名闻,拔高扬法幢,广收门徒,袈裟庙宇牌坊规模巨制,饰现大法师宗风,宏丛林伟业,然而,“志虽存高远,心不外乎平常。”风流总被雨打风飘去,历史长河里,青灯黄卷生涯,转识为智,“君子之交,其淡如水”,该留下的留下了。

  弘一法师由儒人释,儒释兼容,得益于文化底蕴深厚,且经长途跋涉,勇猛精进,方成人格高尚圆满。我想,德行的建立,首先依据的是思想的树立,精神的建树则有赖于学问根本,而学问的根本就来源于哲学之道。弘一法师以文化人出家,自39岁到63岁圆寂,以华严为学之圆融;以律学为行之精严;以净土为果之方便;以儒学的德行,参悟佛门的觉有情;以宋明理学的学问修身,通达般若得明心见性。对哲学的博大精深,大师是深悟透彻,炉火纯青的。

  对弘一法师德学的研究,不仅是对大师的认识史,也是对佛学特质不断探索的认识史。每个景仰大师的人,为弘扬其精神,都会勇于担当。故不辞自己学习的浅陋,把有关大师德学的点滴体会和思考问题,如民德修养和君德修养的差异,关系到儒释二学的调和兼容性,学问修养的摄人圆融性,宇宙人生的宁静简易性的几点想法,作为探讨弘一法师德学研究中的民学精神内涵的尝试,请教于各位方家。

  一、民德修养和民学精神

  德学研究的内涵的延伸,必将带来精神求索意义上的启示,梳理君德与民德——在人生认识上的异同,挖掘和发扬弘一法师的德学精神,对当下,重提这种精神并身体力行,对人的学养,蕴含着新的超越的意义。

  同心同德,人同是心,德同是理。道成德成,德有异同。

  是重在表现,还是重于精神?是声哗外美,还是取道内美?是治世迎合,还是发挥自己?君德民德各有不同的回答。

  分辨庙堂与民间关于精神取向的不同评价体系,需用历史的眼光。破名誉关,开功利锁,真正像弘一法师一般,舍弃表相,亲知实见,以出世之精神,做人世之事业,认真得不打一点折扣,真实者能几?

  正如黄宾虹先生说“三代而上,君相有学,道在君相;三代而下,君相失学,道在师儒。”

  “自后文气勃兴,学问遍不为贵族所独有。师儒们传道设教,人民乃有自由学习和自由发挥言论的机会权力。这种精神,便是民学精神,其结果遂造成中国文化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。”团这是艺术大师读史的卓越见地

  如果说,德学上的标准一致,没有君与民、朝与野的区分,这是很难使人置信的。

  道与德,无德即无道,民德循民道,君德尊君道。所谓“民德”,乃对“君德”而言。我们根据由陈国恩先生编著的《中国古代德行新典》分类,把中国传统美德分为25个方面,即报国、御辱、勤政、诤谏、秉公、清廉、荐贤、忧患、节操、气度、克己、戒奢、谋略、无畏、尊师、矢志、眷顾、敏学、倜傥、谦恭、诚信、敬业、交友、孝慈、教子。[3]

  其中的勤政、诤谏、清廉、荐贤、谋略、倜傥—,…·等少部分,是适合于君相之德或治国之德,注重权威的运用,对仕途从政有倡导的收益。凡是属于经世致用的,对应治世的君相道德,经常存在伪善的一面,在民众里,雾里看花,缺少实践的可能和意义。

  对于报国、御辱、节操、气度、克己、戒奢、矢志、眷顾、谦恭、诚信、敬业、敏学……大部分的是普遍广泛的传统文化,在民间成为励志、处世、做人的美德标帜。积极向上,止恶向善,不管在道德教育和人生启迪上,既广泛又真实,是和谐社会特健药。

  “君学重在外表,在于迎合人。民学重在精神,在于发挥自己。”〔4〕

  两种精神倾向的产生,是因为,凡有意义、有价值的人生,包括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态,都应该是自己适合的,不管别人有什么样的理解。你可以红红火火,轰轰烈烈,也可以默默无闻,平平淡淡,关键是认识你自己。然而,学道求道,养真养德,如诸葛武侯所云:“夫君子之行,静以修身,俭以养德。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这里的君子,具平常心,淡泊的情怀,精进的精神,有道有德,任由“滚滚长江东逝水”,即使君相失学,君德变质,君学异体,依然本色不改。

  弘一法师在德养学习修行过程中,自始至终重视民学精神,发挥格言短小精悍、自惕励人的劝诫感人力量。奉为楷模的书籍有明刘宗周(忠介)的《人谱》,明儒薛碹(文清)的《读书录》,以明蒲益大师警训绿成的《寒笳集》,清金兰生的《格言联璧》,清梁瀛侯的《日省绿》等。在明清时期,德养著述分量很重,针砭明清时期官宦寡廉少耻,道德丧失,反对儒生士子多沉迷科举,重利禄而轻节操。明清有识之士重精神,为救衰振弊,努力呼吁,的确是难能可贵。

  弘一法师在《题格言联璧》说:“余童年恒览是书,30以后,稍知修养,亦奉为圭臬。今离俗已二十一载,偶披此卷,如饮甘露,深沁心脾,百读不厌也。”德养是历朝历代,不分儒释道三家,文化派别,在教育人时,放在智育和体育前面的课题,把良知学问,视为精神道德的根基。

  自黄帝起以至三代,君位在传贤的时代,不乏仁圣之君,言行道德,内外一致,是君学民学相同的诉求。封建制度成立,春秋战国时期,诸侯觊觎君位,礼乐崩坏,战乱不停,君学追求重物质重表象。诸子百家著述立说,学问不再为君相垄断,师儒传道授教,民众参与学习,抒发言论,重精神重内涵的民学始兴。

  君学民学分道扬镳,治世之术和学问道德距离拉开了,君德为了建功立业,辉煌事业,多以“治、平”来现身说法,到处宣讲,济世治人。民德转向成就自我,修善其身,身体力行。就如孔子曰;“古之学者也为己,今之学者也为人。”为了充实自己而人格升华,还是为做给别人看来光荣炫耀,是质朴自然或外表华丽,已很难统一。贫富、贵贱、文质,言行、真假,动静,虚实,黑白,美丑……逐渐拉开了君德、政德、或民德、道德的距离,使致用与修身纠缠着不同人生态度。

  弘一法师的人格魅力,不仅褒贬人性善恶,更多地是弘扬民学核心价值,主要表现在上求于心,下躬于行。“口能言之,身能行之。”从弘一法师多次书写的德养著作,主要的涉及学问、存养、持躬、敦品、接物、处事、求道等民学精神内容,正气凛然。具有“冰霜之操自励”,“穹窿之量容人”,“切磋之谊取友”,“慎重之行利生”,使品日清高,德日广大,学问日精,道风日远。对于一生都是一个学者、一个修行者,、一个践行者,传统文化美德,人格的尊严,心灵的自由,博爱的慈悲,是至高无上的,足以超越世俗的价值观,做一生悲壮道的追求。

  “云在青天水在瓶”——心如水的清澈。在天上,则云的潇洒;在瓶里,有水的怡静;出家前,是高明的文艺大师;离俗后,是勇猛精进的弘法高僧。随方就圆,做什么象什么,认真,彻底,求道,求德,修行,无需炫耀佛门何等职衔,不用发起什么规模的佛教团体,决不利益攀援党政要人,弄巧随顺商贾大亨。一心学问,一心德养,一心念佛,一心修道

  秋月春风,文化上,道艺有别;人生里,朝野殊途。

  二、儒释一炉的调和与兼容

  调和,是精神,兼容,更是智慧。即根据现状进行的综合调整,包容各面,以达到更高境界的和谐。运用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和智慧,往往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弘一法师说自己的书法是“皆依西洋画图案之原则,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。”独创了完美书法形式与浑厚文化意蕴相融的“弘一体”。叶圣陶先生说“全面调和,盖法师始终信持之美术观点。”其实,弘一法师不仅在书法美术信持运用调和的观点,在人生学问德养精神更广的领域,也始终运用调和的精神与兼容的智慧,使儒学成为弘法利生的方便之门,使理学修身成为戒律修持的精严,实现儒释互补,出世精神与人世事业圆满的大成就。

  弘一法师德学思想,分量最多的是对宋明理学思想和佛学思想的调和兼容。然而,调和兼容是有前提,也有底线的。调和立足在民本的道德基础上,不能越过虚伪道德的底线。尤墨君先生回忆见法师最多的是劳动者,次为知识分子,不见官僚,不当住持,不开大座集众。[5]

  当儒家理学的宗旨与科举人仕的动机逐渐相背离时,并非所有士人,均屈从于时势而同流合污。薛碹(文清)就是一位,弘一法师在选编《佩玉篇》时推崇的明儒。

  薛文清坚持自我的人生理想,以弘扬圣学为己任,视科举为俗学,决不肯为利禄,而有损其道德节操。对科举发难;“道之不明,科举之学害之也”。针砭那些不能有切于自我心性修炼,所谓“习举业者。”“读诸般经书,只好安排作时文材料用,于己全无干涉。故其一时所资以进身者,皆古人之糟粕;终生所得行事者,皆生来之习气。诚所谓书自书,我自我,与不学者何以异。”攻其要害在于“借经书以徼利达。”[6]学习经典,口言善,身行恶,口是心非。对儒家和佛学都是极其危害的,因此被譬之为国妖。

  宋明理学在思想学术的修身方面,尤其对知识分子的人格心态具有重大的影响。它们对儒家道德的建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,但同时由于科举和官场的种种负面影响,使知识分子在领受了许多的挫折与烦恼之后,势必会自觉不自觉地提出自己的质疑,并试图突破对自我的困扰。

  “今唱清凉歌,身心无垢乐如何。清凉,清凉,无上究竟真常。”

  淡漠俗世,此是世人士大夫一条人格塑造必由之路。安贫乐道,穷而后工,才不外露,韬光埋名,甘于寂寞,种种品质,都是对沉湎官场和热衷仕途的反动。历史风范,就是洁然高蹈,维护人格尊严,铸成文化风骨,修养浩然正气。学术上要质任自然,涵养性情以淡泊,如孔门陋巷风雩之意,如孤松寒梅之傲霜雪,欲显精神。

  剖析弘一法师对明儒薛文清的推崇,实际上是对程朱理学的积极摄人,对韩惺忠烈的竭力表彰,朱子温陵“过化”的俯仰,李卓吾像赞的“万古崔巍”,题张人希先人的“承平雅颂”等,便可透视,他的立场褒贬,由儒人释的人格心态,是趋向高尚的民德精神的。大道之失,求于人心,求之诸野,崇仰先贤,可使薪火相传。

  由儒人释,形貌体格随时可变,而精神千古不移。出世,有一些人消极了,迷失了自己,而勇猛精进者,自利利他。善变者,变其当所变者,体貌不同而精神自同,变其所不当变者者,缺失了精神,连体貌也不复存在。

  佛学的特质之一:具有很强的调和性。通过变易来突破儒学人世利禄对自我的困扰,佛学浓厚的清淡色彩,无我有我,有我无我,空而不空,不空而空,调和,妥协,依从,吸取,融合,以至发展。调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,佛学突显了更强的适应能力。标榜方便之门,借以调和思想,《周易》的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德,配合成佛的“常、乐、我、净”四德,儒家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五常,延伸到佛家五戒。中庸之道成了不执著的佛门,应无所住不即不离中间状态。

  中国历史上,儒学、道学、佛学的发展,黄永年先生有个比喻,“进口货战胜了土产”,[7]也可以这么说,是进口货变易成了土产。

  历史递进的过程,当功名利禄和是非成败是儒学的实际追求,功利就与道德脱离了。佛学的无常无我,给不愿同流合污者,提供了解脱之门。“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。”君学既然言行分家了,事业不同了,精神空洞了,面目伪善了,救国振民虚设了,忠孝节义糊涂了,修身养性腐化了。那么,文化上民学精神,更多地转向了无为的道玄,色空的释佛。

  “青山依然在,几度夕阳红”。

  三、躬行学问修养的摄入与圆融

  民学之道没有君学文章的空泛。真诚、真情、真相、真知、真心,实话、实况、实情、实据、实际、实践、实事求是,总归求一个“真实”,奉为道之根本。根本不需要,也没有必要,随机会,因形势而改头换面。君学就不同了,为了权势,假、大、空、骄,为了权术,奸、诈、骗、取,为了经营,时髦谄媚。

  中国民学秉承可贵的真实精神,注重实践,先立德后立言,经历史变迁,始终一贯,千古不易。中国传统文化,作用于民众的道德观,始终坚持的信条,少空泛的理论,忌谈玄说妙,“先器识而后文艺”,主张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,浮夸急躁,急于求成,言行不一,终不长远。哲学上儒释道三家学问有别,而对立德立行,儒佛统一,相互摄人,互补圆融无碍。

  德养学问,是问心而得来的。道是德的核心,“三代圣贤文章从此心写出,文便是道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)民学之道裨益于世道人心,是因为有这几方面特色:

  其一,以学养德,以慈养德,完善自我,丰富人生;以学习和博爱作为德学的出发点。

  其次,以忍养情,以舍为得,诸恶莫做,诸善奉行,以此品行作为准则,作为进取德学的途径。

  其三,以俭励志,以静人道,以简为美,以和为贵,自觉觉人,自利利他。以此作为德学深入,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贯通,作为达到升华思想的基础。

  礼失,求诸野;道失,求诸野。中国文化的诸子百家,一牵扯到朝廷利益,有用的马上变脸成为“君学”,为了需要,“冷门”很快炒作成“热门”。为了迎合,虚伪造假,为了权益,挂羊头卖狗肉。近代社会物质文明的迅猛发展,欲发存在人性弱点与精神失落的问题,如黄宾虹先生所云:“况乎工商竞争,流为投机事业,赢输瞬息,尤其引起人欲之奢望,影响不平和之气象。故有心世道者,咸欲扶偏救弊……”[8]

  “名利声色顺情境界,尽看作毒药毒箭。”

  弘一法师着力于学问修养的摄人与圆融,就是为了救衰振弊,有利众生。德养是需选择的,态度是需清晰明朗的。民学精神是真实境界,决不暧昧,决不圆滑,决不我慢,决不流俗,不入真实境,何能铸成大师的超方学问和千古品格?大师的立足点,崇尚古德,远离官场和官僚,不因“权巧方便”而“慈悲顺俗”。凡与道德背道而驰的,身恶之痛绝之。中华民族传统的学问观和德行观,早对王权与官僚相当排斥,只有高深的学问,才受人尊敬,崇高的道德典范、,最能“能够震撼人心。”(康德语)

  单凭智力和外在语言有些肤浅,排场的炫耀多是朝廷的文化,君德看重战利品,民德追求人格升华,“有如光风霁月”。1937年谈虚法师请弘一法师往青岛湛山讲律,弘一法师约法三章:“一、不为人师,二、不开欢迎会,三、不登报吹嘘。”乃许之。韬光养晦,高标高致,一生如一。青岛沉市长设斋请弘一法师,大师以“为僧只合居山谷,国士筵中甚不宜”偈拒之,不赴俗筵,高风旷世。

  当然,学问修养方面,至善致美是不可能的。每个时期的文化艺术,都会以相对的哲学作为背景,德学更不例外。因为“哲学之物虽空泛,然当社会起大变动时,必响应而做根本变动。”[9]宋明理学的儒表佛里,弘一法师摄人了新旧儒学的释儒合一的论述,圆融成德学的智见卓识。

  宋代以后的理学家,对待学问修养,无不从诚意、正心、修身做起,发展为范仲淹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这与佛学“不为自己求安乐,但愿众生得离苦。”异曲同工,都有十分积极的意义。

  弘一法师看出了,宋代理学比唐代禅宗的自修自得,有更多的进步。“开示众生见正道,犹如净眼观明珠。”悲智相应,启发信心,佛学对宋明理学的摄入圆融,使德学兼善了儒释的优点和长处。目标从个人身上转移了,出家不仅要完成自我的超度,不是只做平常的和尚,一般的禅学家,摄人儒家客观的格物致知代替禅的主观的心理,去明辨事物的真伪,去使社会百姓都明理受教育。“超度个人,不是最终目的,要以个人为出发点,做到超度社会。这个目标的转变,更进步更伟大了。”[10]道尚贯通,学贵根底,用长舍短,方成大器。历代大师能卓然自立,全凭超方见地和盖世文章立德立言,所以千古景仰,久不磨灭。

  圆融无碍,当了解了天生万物,没有绝对的方或圆,也没有绝对的整齐,就能智慧地分别人的利钝,学的分歧。不齐之齐,齐而不齐,理学的“儒表佛里”,明蕅益大师的“熔儒人释”,把先贤大德的猛切心、殷重心、深广心、推而广之,“德育,天下万物皆归我春风和气之中。情养,乖戾妖孽皆消灭于光天化日之下。”牢固了弘一法师的德学思想。圆融的结果让众生即明了也易懂,止恶行善从小事做起,“大师在佛门倡导摄入的,更多又采用了‘通俗儒学”\’。[11],格言,集句,是容易接受的。儒学的现在,佛学的过去和未来,弘法利生,都在日常生活,都在显而易见的民学之道,因为民学精神本身就反对义理深奥的宏论,多是平易近人的语言,引导人们的是“人于真实境,照以智慧光。”

  中国历史上,佛学的发展,是在儒家和道玄之后。由于自身发展过程中对儒道的融摄,这种改进,使佛学在唐代蔚然昌明。近代,用宋代理学来充实佛学,弘一法师的德学充满了圆融的智慧。

  “往日本不生,今日亦未死”。

  四、圆满宇宙人生的宁静简易之道

  在中国哲学里,德与道是相随不分,最高境界是圆满的宇宙和人生。不朽之业,往往不在廊庙,而在山林。所说的大道求诸野,就因为道无所不在,只要我们能面之所对,行之所达。

  弘一法师德学的民学精神,充满了宁静的特质,动中求静,虽动犹静,合于自然,合于天道,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觉,晤。

  “意远在能静”,“山川之气主静”。心静是德养和学问的良好心理状态。好动则频生欲望,欲望迷失则使人昏沉。弘一法师深谙“寡欲故静,有主则虚。”“不为外物所动之谓静,不为外物所实之谓虚。”“敬守此心则心定,敛抑其气则气平。”(《格言别录》)处理好动静之间的关系,能存养立德,认识它,十分有利于民生以静养身,以虚养心,达到身心健康,心平气和,健康延年的功能。进一步把“静”提高到以德养身,就能平和宁静地超然物外,用儒的仁爱,佛的慈悲存养天下万物,造福于和谐社会。

  静心、虚心、敛气,一点也不会限制人的发展创新,而是避免人的过分膨胀浮躁。大师谦虚地说自己是“一钱不值”,“一事无成”的“二一老人”,正足见具有涵盖宇宙的容量。要改变世道人心,才是最大的惠及天下百姓,可以芳泽万世。所以,做人“宜静默,宜从容,宜谨严,宜俭约。”圆满的宇宙人生修心养性之法,可以从一个“静”字开始。

  做学问和修德行,那部分重精神、重内美,自由自得,自在自然,内蕴真实,通俗普遍,立足宇宙,关照人生的道理,不管形而上或形而下的,超越物质文明,无“静”不在,心静可通神明,心明可察万物,心正可获良知。

  道由静生,要体会悟道,最主要是心静。“故言为学者,必贵乎静,非静无以成学。国家培养人才,士气尤宜静不宜动。”[12]神舒、体静、修身心,心静下来了,杂念就少了,“念头不起为静,身中无物为虚”,历代大儒讲内明功夫,知、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。“知止而后能定,定而后能静,静而后能安,安而后能虑,虑而后能得。”(《大学》)宋明理学的朱熹提出“动静无端,阴阳无始”,无动无静就是太极,太极是万事万物的根源。王阳明的心学说“无欲故静,是静亦定”,佛学强调“戒、定、慧”,“欲除烦恼先无我”。还是以“心静”为核心。

  安静与安定是调整身心的智慧,生活里,如坐禅需静以中空,以禅定来调身、调息、调心。

  练瑜伽要静坐调息,杜绝一切外界印象,禅定时连内心的活动也需静止。

  练太极拳要心静体松,沉着松静,专注一方,用意不用力,动静合一。

  中国书画“画得静字诀,此妙品也,……‘静\’字则用笔用墨之时,不可有矜心作意,亦不可有草率敷衍之意。”[13]用力都在静以收心。

  日月山川主静,静给人以快乐,给环境以休养,消弥躁动妄进之气,符合阴阳,静才是自然之道。弘一法师每到一处,居所皆取安静,不无道理。大师一生认真、彻底,做什么象什么、安静地远离时风主流,安静地观道。大师文艺是先驱,却没有卷入“西风东渐”,出家精严持律,也没有追随佛学“革命复兴”。面对的社会主流的心理态度,审慎而独立,与当时坚守本土文化立场的国画大师黄宾虹相似,毕生追求“内美静中参”和“虚静致远”,来规避社会的喧嚣,远离学术主流而处于画坛、金石考据和国学的边缘。出家与在家,两人同样在空旷清寂的空间里,最高限度地获取“人格的独立和心灵的自由、开放。”[14]

  民学触手可及的平常精神,这种赋于早期儒家的“为己”的致远色彩,也从另一方面呈现为,融通了从出世到人世,消解了古典与现代,维护了为人的高标而珍重生命的文化意蕴。

  大师于1929年8月在温州庆福寺作《清凉歌》五首,在《观心》里,强调了学问的由博返约、由繁人简的大化道理。“世间学问义理浅,头绪多似易而反难。出世学问义理深,线索一虽难而似易。”艺术给人的是短暂的小清凉,哲理给人的是持久的大清凉。

  弘一法师自幼精研宋明理学,对阳明学的“天理日明,人欲日消”有潜心的修习并实践。

  “吾辈用功只求日减,不求日增。减得一分人欲,便是复得一分天理,何等轻快脱洒,何等简易!”(王阳明)作为人生意识,摄儒融佛,觉无常无我,就参悟了佛学的寂静涅槃大义。

  “除烦就约,以崇简易”(《后汉书。陆康传》)简易觉空,五蕴皆空,色空清净,是宇宙人生的大智慧。

  求解脱而弃烦恼,就要减少物欲,因为“道心”在人心之中,难免要受“人心”私欲的牵累和蒙蔽。去掉那些太杂乱的世间义理,太过纠缠的情欲、嗜欲、贪欲、名闻、利养之类,回归清凉世界,“简之又简,无简不繁”,在简单、简约,简易上达精神的提升,更接近自然,艺术人生由此脱化,摆脱了束缚,虽简易而内涵丰富,最终以天真平淡之心,领略“华枝春满”的大化,“天心月圆”的永恒。这时,艺术上的“虚空粉碎”,更是人类面向无垠与永恒的呼唤,人生的“悲欣交集”,浓缩着无限的真诚和热忱,升华为中华民族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。

  当今社会,关于“人”与“物”的关系,孰轻孰重,是重物质,轻精神?还是重精神,轻物质?也并非只在“君学”与“民学”这一历史命题里。明年是弘一法师诞辰130周年纪念,学习大师德学里的民学精神,对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,“以人为本”和“利己利他”——这平常而平凡,易被世人淡忘而精神不予重视的课题,还是有重提与呼吁的必要。

  参考文献:

  [1]余秋雨《文化苦旅》第202页《庙宇》

  [2]《黄宾虹文集书画编》下册第449页《国画之民学》

  [3]陈国恩主编《中国古代德行新典》中国工人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

  [4]《黄宾虹文集书画编》下册第451页

  [5]柯文辉《旷世凡夫弘一大传》第149页

  [6]左东岭《王学与中晚明心态》

  [7]黄永年《佛教为什么能战胜道教》见中华书局1988年8月第一版《佛教与中国文化》

  [8]黄宾虹《论中国艺术之将来》见《黄宾虹文集书画编》下册第7页

  [9]黄永年《吕思勉文史四讲》

  [10]胡适《中国佛学史》第93页

  [11]《弘一大师纪念文集》第132页

  [12]《黄宾虹文集书画编》第7页

  [13]》黄宾虹自题山水》见《黄宾虹谈艺录》第8页

  [14]卢辅圣《黄宾虹文集》序

  (作者系厦门弘一法师研究会理事、书画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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