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释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论争难免一战

[明贤法师] 发表时间:2017-02-07 作者:明贤法师 [投稿] 放大字体 正常 缩小 关闭

儒释道三教同源 中西宗教论争难免一战

  在漫长的文化融合历程中,三家思想已然血脉相连,彼此尊重而无相互引夺,自他默契而潜相秘护。直至明末,西方新教改革开始,其宗教哲学影响扩及中土,试图改变中国以道为尊的文化格局,而发展以人为尊的西方价值观,终至拉拢儒家而直接攻击释、道两教。当时四大师据理反诤,融合三教,赢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巅峰成就。现代社会,欧风东渐,慧日西沉,三教聚首,旧猷重叙,于文化、于国家、于宗教,时节因缘,正当适时。

传统文化尚未全面复兴

  儒释道三家共同以心为本,以道为尊

  孔子说:“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。狂者进取,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中行,指行为合乎中庸。梁漱溟曾对泰戈尔说:“孔子不一定要四平八稳,得乎其中。你看孔子说:不得中行而与之,必也狂狷乎。狂者志气很大,很豪放,不顾外面;狷者狷介,有所不为,对里面很认真。好像各趋一偏,一个左倾,一个右倾,两者相反,都不妥当,然而孔子却认为可以要得,因为中庸不可能,则还是这个好。其所以可取处,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,没有什么敷衍迁就。反之,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,说:乡愿,德之贼也……乡愿是什么?即是他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,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,人人称他是好人,不可与入尧舜之道。外面难说不妥当,可惜内里缺乏真的。狂狷虽偏,偏虽不好,然而真的就好。这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,真态度。”泰戈尔高兴地说:“我长这样大没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,现在才明白世俗误会拘谨、守规矩为道德,其实那样正难免落归‘乡愿’一途,正恐是‘德之贼’呢!”

  而在狂狷性情,直心为道场的人格基础上,道依然是最重要的。因此,孔子又说:“道也者,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”又说:“天命之谓性,率性谓之道。”“率性”所行的,就是道。背性而行,则是非道。

  守培法师云:“圣人制人伦之道,以禁其私欲也。以此分别而治彼分别,分别虽同,其意相反。以分别而论,则近于凡夫;以治分别而论,则近于圣人。是故人伦之道,虽非圣人之正道,亦非凡夫邪道也。若人率性而行,则弃人伦之道。可知人伦之道,乃圣凡过渡之程,非究竟处也。然虽非究竟之处,而不可无。如渡河之舟,虽不是久居之处,非此不能渡河故。又须知人伦之道,虽不可无,而不可认为究竟之处。以为究竟者,即不得率性而行,亦即不能入圣境也。如渡者不舍舟,即不能登彼岸故。”

  儒家以道为尊,宗旨十分显然。道家及佛教,一者是中国文化中承载大道的门庭,一者是印度承载大道的宗教。如憨山大师在《庄子内篇注》中所云:“中国圣人载道之言,除五经束于世教,此外载道之言,唯老一书而已……藉令中国无此人,万世不知有真人;中国无此书,万世不知有妙论……以余生人道,不越人乘,故幼师孔子;已知人欲为诸苦本,志离欲行,故少师老庄;已观三界唯心,万法唯识,知十界唯心之影响也,故皈命佛!”

儒释道三家以道为尊的宗旨,由以上诸大德的言论,已揭示得十分清楚!

  明末三家所面临的共同处境

  由印度传来的佛教与在中国诞生的道教,在明代君王政府的宗教政策中,都是作为社会或文化来进行理解。如在明王朝的初期,明太祖曾注释《道德经》二卷,另制作《周颠仙传》一卷,成祖也制有《神仙传》一卷,显然,这些工作不一定出于宗教信仰,甚至显示出收揽民心的意图。明世宗的时代,由君王本身开始推行抑佛崇道的风气,甚至发展到毁佛像、烧佛殿,并令邵元节承嗣真人的职位,统领天下道教,封礼部尚书,享一品官俸禄等。这些措施使当时的道教逐渐兴盛起来。进入万历时代,社会上才逐渐有高僧及有作为的居士出现。穆宗隆庆六年(1572年),道教曾一度被查禁,但因其地域宗教及老庄哲学影响的缘故,查禁解除。此后的佛教、道教与儒家渐渐成为浑然杂处的状态,广泛流行于民间。当时,道教的袁了凡(1568-1610年)所著的《功过格》曾普遍地为社会所采行,莲池大师以《功过格》为基础编制了《自知录》。《功过格》的思想及持行方式,直到今天仍为广大佛教四众弟子所奉行。这些都是对“三教同源”主张的佛教支持。从《竹窗随笔》对于《自知录》进行强调的序文可以看出,莲池大师倾向于佛教的信仰之心基本可以说是由于“三教同源”说的感化

  根据圣严法师在《明末中国佛教之研究》中的考察可知,早在唐贞观九年(635年),基督教就以景教之名来到中国,相继在中国传播了210年,至唐武宗会昌五年(845年)消灭绝迹,此事记录在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》上。宋朝孝宗隆兴元年(1163年),有种被称为“一赐乐业教”的西洋宗教开始传入中国,历元、明两朝,后来不传,这可能是犹太教。元代至元七年(1270年),天主教以“也里可温教”的名义开始在中国传播,此教被称为唐代景教的支裔,元朝在中国的也里可温教教师,已经包括了德国人、法国人和意大利人,多数传教士是跟随西征的蒙古军来到中国的,所以当时蒙古人是信仰此教的主流。其信仰也随着之后蒙古王朝的灭亡而逐渐终止。

  到了明代,欧洲兴起了宗教改革,罗马天主教内部也要求改革。从1540年开始,耶稣会向东方各国延伸他们的教化路线,先印度,再中国。明嘉靖三十一年(1552年),查比尔来到中国澳门,神宗万历九年(1581年),利玛窦在广州香山澳登陆。活动了二十年后,他正式进入北京,要求会见神宗皇帝。《明史》326卷记载:

  “……抵广州之香山澳,其教岁沾染中土……帝嘉其远来……给赐优厚,公卿以下,重其人,咸与晋接,玛窦安之,遂留居不去。”

  此后,西方人来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多起来,大多聪明特达之士,专于传教,不求名利、官位。他们带来的文化,多半是中国原本没有的,如数学、哲学、天文等。很多人初次接触,大感好奇。于是天主教传播开来。

  早期,因由一批中国学者帮这些传教士从事翻译和文章润色,使他们的著作在中国上流社会迅速传播。1643年,30位传教士中,写有14种著作的有7人,5种著作以上的有13人,这些著作被出版并广泛流传。从这些著作的立场上看,他们将儒家看成天主教发展的伙伴。传教地点由广州、澳门为中心,推广到北平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、南昌、开封、福州、山西等地。

  外人的攻击与佛教的反诤

  万历四十四年(1616年),因为南京天主教徒聚众活动规模巨大,南京礼部侍郎沉灌联合一些官员上奏,说西方教士在南京的传教活动动不动就上万人,日夜集会,极似当时的白莲教(附佛教外道)和无为教(附道教外道)。因为害怕进而产生政治叛乱,明神宗下令取缔天主教,逮捕传教士。明末抗拒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多,但与此同时,自利玛窦到中国,天主教徒来华的教士人数也与日俱增。

  当时的传教士徐光启等人除了进行维护天主教的政治斡旋以外,已然公开造论,反驳佛教。这些论点主张鲜明,反对佛、道,拉拢儒家。如罗明坚写的《天主圣教实录》在广州发行,利玛窦写的《天主实义》在南京发行。利玛窦的著作分别抨击了佛教和道教,而徐光启写的《释氏诸妄》已开始全面攻击佛教诸名相,如天堂、地狱世尊、杀戒、盗戒、轮回念佛神通、三世、佛化身大千世界……佛教的反驳运动十分激烈,普润法师写了《诛左集》,密云圆悟大师作了《辩天三说》,莲池大师作了《天说》四篇,藕益大师写了《天学初徵》、《天学再徵》,黄贞居士写了《不忍不言》。但是,与徐光启、杨廷筠、李之藻、利玛窦、汤若望相比,佛教的法师和居士既没有政治身份,也没有政治影响。后来,他们将南京事件的余怨转嫁到佛教和道教身上,并诉诸神宗皇帝要与佛教论辩。那时莲池大师、紫柏尊者都已入灭,憨山大师正受政治迫害,藕益大师才十八岁,密云圆悟禅师年至五十,却又不屑与徐光启等论辩。当时佛教犹如遭遇风暴冲击,虽然诸方释子群起反诟,但整个佛教界都呈现出了不安。

  汉代以来直到明初,佛教只是面对儒家和道家的小规模论争,而此时论争者换成了天主教,这是从未经历的论敌。处于自我防卫,著文反驳的,仅有前面提到的五位。

  在于西方宗教当面交锋的明末,面对耶教论争,佛教和道教感受到了来自外国文化的强大震动。当时高僧及志士仁人都清晰认识到,中国的儒释道三家因为文化根底的共同性,需要重新审视三者的一致根源了。耶教拉拢儒家,佛教与道教相处在了一起,佛教不光要重新审视道家,更重要的是,重新调整自身与儒家的文化关联。

  异口同音,三教同行

  根据明代的相关史料,当时的论争最终使儒释道走到了一起,在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挑战面前,中国传统宗教与哲学思想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局面。客观地说,这是中国各文化系统在进行自卫反诤前所产生的自然结盟。内外宗教文化界的这次争议,仅仅定义为宗教间的争议是不全面的。更深刻地说,这是两种文化在深刻遭遇时因其差异性而引发的思想遭遇战。

  以人为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,在以道为核心的佛、道教义面前,并没有显示多大的优越性。中国人相信“取法其上,得乎其中”的道理,取法于“道”,自然得乎于“人”。而如果取法于“人”,如何能避免得乎于“利”呢?当前的中国社会,被动地接纳了西方的强势文化,但这并不一定就说明,在国人心目中,西方文化能一直强势下去。人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实,西方社会的“人性”价值观,一次有一次地由其枪炮进行护送,而向世界各国传达“人权”的“福音”,西方价值观的“人性”论,在中国大地上能否持久放射“道德”的光芒,仍然受到人们质疑,甚至相反,只怕有一种光芒要被无限度地激发,就是“名利”。

  莲池大师《竹窗随笔》云:“震旦之书,周孔老庄为最矣。佛经来自五天,欲借此间语而发明……”

  其实,明末的儒家学者们大多都接纳佛教信仰。早在南宋,王重阳所创立的全真教就是“三教同源”说反映在道教方面的一种事实。其中,全真教所谓的清规、不立文字、戒律打坐、法身等词汇自然也是吸收佛教禅宗与天台止观所产生的运用。明末的“三教同源”思潮非常流行,憨山大师注解的《老子》与《庄子》,莲池大师《竹窗随笔》的《庄子》三篇都使佛教的思想与道教教义完美合璧。

  强调“三教同源”的时代意义

  明末的这次论争,与其说是一场发生在明末的宗教激辩,不如说成是后世东西方文化与宗教差异的论争的一次历史预演。其实,现今社会西方与中国宗教社会明里、暗里的论争多少总有一些,而且随着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的影响,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目前尚未全面复兴的实际状况,这种宗教论争,迟早难免一战。

  大道在时,照见人的良心;名利在时,激发人的狂野。儒释道三教的共同发展,没有把“人间性的满足”看做首要的追求目标,但它已成为必然成果。人的“俗性”不可作为决定世间的重大轨则,“道”才是第一要务。以“道”为第一要务的儒释道三家思想,从来就没有忽略人性或否定人性,更多地是从人性滋长的名利牢笼中将人性彻底解放出来。儒释道三家的饱学之士在对此问题进行了深思熟虑之后,所提出的“三教融会”的主张当然不是无原则的混同或比附。在面对“地球村”文化的新时代,必将产生更为重大的意义。

精彩推荐